| 以前麥記出一款「脆香雞翼」就好把閉，現在，平均一兩個月就要出「季節限定」的新食品來吸引食客了。 我們愈來愈重視新鮮感，見到有新款產品及服務，都想去試他一試，現在Pizza Hut只少每兩﹑三個月就出新款Pizza或不同配搭的套餐，比較墨守的KFC也三不五時推出不同味道的炸雞，甚至推出新種類的食品。 新鮮感是感官的﹑刻下的﹑直接的﹑速成的欣賞，是人人皆可享受的快感。 反而需要「細味」的享受，對消費者來說，太花時間累積。紅酒白酒的文化在香港總是普及不起來，可能是因為這種需要訓練的享受，太過迂迴，太過費神。 愈追求「新鮮感」，「潮流」就「換畫」得愈快。為了滿足這種快速轉變的口味，著眼本地市場的商人可能就不會對一項產品作長遠的投資。因為，訓練員工﹑引入技術﹑購入器材等需要大量投資及時間，成本高，但靈活性低，亦即「換畫能力」較低。與其花錢去提升消費者都唔care的質素，不如好好控制成本，加強「轉畫」的靈活性。這樣會更化算，更切合市場。 這種以「新鮮感」為核心的消費模式，使消費者不能從重複享用產品的過程中，累積到對質素的判斷能力。 本地商人代理/引入外地產品，特別是奢侈消閑的產品時，雖然可能也會花錢購入質素高的產品，但重點並非質素本身，而是高質素所引申出來的身份象徵。因此推廣產品時，不會以質素為標榜，反而是標榜「較虛」的「身份地位」。對一個並非細味質素的消費者而言，年份差的長城紅酒與年份好的法國紅酒，除了虛榮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沒有分別的。因此，對商人而言，質素其實不重要，反而推銷及包裝的手法就很重要，而預測潮流的漲退以方便及早抽身離場就更重要。 筆者沒有作任何調查，但直覺認為，現時社會對於專業﹑知識及內容的不重視，可能與之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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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總有些人欠缺理性或常識，但又喜歡亂吠亂投訴。
部分比較理性的，或比較有常識的香港人，就將上述現象冠名為「民粹」，然後誤會為「民主」。最後推論說:「For god's sake，香港千萬不要行民主呀!」 我認為，他們其實也好不到那裡，而且更是白痴無腦仆街兼自私。既然他們看得出別人不理性沒常識，其實正因為他們是比較理性及有常識的。但為何不理性的聲音總是那麼大聲，好像是社會的多數，甚至好像可以左右大局? 正是因為像他們這些比較理性及有常識的人自私又仆街，不肯參與社會活動，不肯抗衡不理性的聲音，不肯為「理性」爭取位置! 他們以為自己對社會的愛理不理是看化世情，是成熟世故，其實是一知半解，其實是白痴幼稚! 難道社會自自然然就會變好嗎? 難道不需要爭取，希望就會出現嗎? 他們什麼都不爭取，社會當然走下坡! 他們口中的「民粹」當然會出現! 另一幫「理性」的香港人更可笑，當他們置身辦公室政治的時候，他們好像還看到人性惡劣利慾薰心，但當世界稍為擴大一點點，例如說香港政治，他們就會認為特首高官中共中央個個都無私無求一心為民? Come on! 別那麼硬膠好不好? 別那麼自私好不好? 最好笑的是，這幫自許為「理性」的香港人，卻是曲解「理性」的表表者。且讓我從頭說起。
不少「理性派」，或許會自稱是民主追隨者，但當見到爭取民主的遊行，就認為是「不理性」﹑「不文明」及「破壞秩序」的行為。真好笑，他們究竟有沒有看過歷史書? 有那個地方是不需要抗爭就可爭取想要的東西? 或者我們不用歷史角度，改用香港人習慣使用的技術角度看吧。 技術上說，要向中央要民主，本身就是與虎謀皮。但當「暴力革命」﹑「尋找外國援助」及「立法會抗爭」都不是option的時候，可做的可能就是向建制要民主。但擁有真正權力的中央，根本不會開談判桌進行「理性」交談。 第一，因為爭取民主的力量勢弱，一點政治籌碼都沒有，中央當然睬你都有味。第二，政治本身就有抗爭的意味，兩邊利益不同的團體的「理性」交談，永遠只是門面功夫，爭取民意而已，最後都看實力。因此，所謂「抗爭手段」，就是增加自己政治籌碼的理性方法。那班「理性派」，認為搞抗爭就等同「不理性」及「不文明」，正是硬膠到不行的想法。
而又有另一幫很OL feel的「理性派」，又認為「理性」是「沒有立場」的意思，然後再一步誤會成「中立」。這類「偽中立假理性」人士，成世人都避免用個腦去思辯，去批判，總之「你有你角度，佢有佢觀點」，最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然，最好就是沒有立場，沒有想法。因此見有人立場鮮明，堅持到底，就指那人不理性不中立不文明。 Come on! 香港人，不要那麼硬膠好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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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羞恥為何物》- 黃毓民 (轉載《明報》16/7/2007 副刊D4版世紀「我思我在近思隨寫」) 上（六）月底，政務司長許仕仁在離任前接受樹仁大學學生「獨家訪問」，有關「新聞片段」由拍攝、剪輯到發放，都由政府新聞處包辦。這不但是政府操縱新聞的生產與發放的慣伎，也是新聞教育界的悲哀！ 樹仁新聞系系主任梁天偉，坐視甚至「教唆」新聞系的學生，做政府的「宣傳兵」，真是有虧師道。 然而，當下的新聞界，早已不知羞恥為何物，而新聞媒體亦已淪落為文明的妝飾，它只有一個功能，就是娛樂絕大多數低品味的閱聽人（audience）。鄭經翰駡梁天偉「誤人子弟」，真是於我心有戚戚然。毓民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在珠海新聞系任教，直至一九九二年初離職，前後十三年，堅持新聞教育必須是道德、人格優於實務；換言之，如果新聞教育機構是培養新聞工作者的主要處所，那就必須重視從事新聞工作所具備的道德、人格。毓民的老師陳錫餘教授經常掛在口邊的話是：「新聞工作者必須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毓民奉為圭臬，也常在新聞教室「繼志述事」。殊不知，新聞工作在當下香江，已淪為跟那些靠夜渡資過活的，只有上下牀之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課堂上說說可以，試問又有多少新聞學者、新聞系學生會相信？樹仁新聞系學生訪問許仕仁，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這明明違反新聞教育的基本原則，卻不聞新聞學者有什麼譴責之聲，更不見樹仁新聞系系主任梁天偉對公眾有什麼解釋，可見香港的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已經墮落到一個完全沒有自省能力的地步，真是夫復何言！ 政府賤視新聞記者，政客即使籠絡記者也是因為有所圖；媒體老闆則視記者為奴才。至於記者並不把自己定位為「看門狗」：監看政府，監看社會；卻自甘下落為「打工仔」，只不過「是打份工啫」！ 淫賤周刊成行成市，報紙淫賤周刊化，標題文字鄙俗，新聞價值混淆；煽色腥主義及銷量成為最高指導原則，於是不看報紙周刊的人比看報紙周刊的人知道得更多；不識字的人主宰識字的人，再來就是人人不識字！許仕仁玩弄新聞界，梁天偉誤人子弟，這不但對新聞教育是一大諷刺，甚至是對整個社會的侮辱。然而，坐以待「幣」的大學新聞學教授，仍然有人認為香港回歸十年新聞自由不變，如果不是怯於權勢，畏強欺弱，就是白癡！ 兩位「傳播界君子」朱培慶，梁天偉都栽了，前者被搞到「身敗名裂」，後者則「老神在在」，繼續在新聞教室「誤人子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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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還能前衛嗎? 念舊就是落伍嗎?
過去過了，但至少也將火把交給他他他他她她她牠牠牠它它它。」
節錄自《達明一派對》，黃偉文詞
1988年達明一派得獎。上到台前，劉以達及黃耀明的致謝辭及對答，都很行貨，不過他們表現得很莊重。台上的司儀，有大家熟悉的阿旦﹑肥姐﹑驃叔，他們有時會跟得獎者說說笑話，但一樣表現得很莊重。
莊重的基礎，其實是來自哪裡呢? 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可能，莊重是因為大家都很認真，真的當這個獎項是一回事。
可能，以前的獎項都是很黑箱作業的，都很勾心鬥角的，但他們可能有一定的權威基礎。
今天，在權威位置的人，可能已沒有當年權威者的魅力了，更重要的，是可能
已沒有當年權威者的實力了，剩下的，只有橫蠻的勢力。
所以得獎者不當獎項是一回事，主辦單位也不當一回事，聰明的觀眾也就不當一回事了。莊重的典禮，成了一年一度各參與單位各取所需的夜總會派對，最後得獎者得到愈來愈貶值的曝光率，觀眾得到愈來愈cheap的娛樂，主辦單位得到了利益，那就不計較什麼莊不莊重了，橫豎整個社會都不去計較。
大家好像各得其所，但損失的是，自尊自重的那份實在的感覺。
聽說，自一戰二戰始，全世界又一次質疑權威。什麼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什麼一切價值的重估，都遍地開花。
希望大家即使看穿了權威價值的真相後，也順便重建價值的體系。
我們都習慣了用買賣股票的模式去思考，去定義自己的責任及價值。
我們都是股東，是資本家，「責任」就是提供金錢予公司發展，但是，究竟公司如何發展，如何賺錢，就不是我們的事。 這個分工模式，其實不干涉什麼對與錯的，只要行得通就行了。可是，聰明的香港人，太習慣了這種分工，當四川地震發生後，我們立刻捐錢捐到破紀錄，但忘了自己其實可以多做一點，去幫助災民。
例如，幫手研究如何救災，例如，身體力行，災後隨團當義工。當然，不做這些不代表不關心災民，但大家卻以為捐了錢就仁至義盡。捐了錢，就認為解決了災民大部分問題。至於要身體力行的，要用腦思考的，錢解決不了的，就由「其他人」去解決。最多，我付錢聘請「其他人」。香港人就是這樣定義自己，就像股東除了投資之外，再沒有其他價值。
但解決其問題的「其他人」是誰呢?其實「其他人」都是普通的地球人。我們實在是不應妄自菲薄，自外於「其他人」的行列的。 我們都明白「有錢唔係大晒」，但面對困難時，我們卻以為付了錢等同仁至義盡。這種想法，跟一些只會給家用，卻不跟妻兒溝通的男人其實沒什麼分別。
只要大家重拾當年「當XX是一回事」的態度;
只要大家肯去承認自己有不足的地方，而不是去給自己藉口;
只要大家不去自吹自雷，更反過來嘲笑敬業樂業的人是傻子;
哪我們就會再次得到自尊自重，
以及別人的尊重。
期望未來的流行音樂頒獎典禮上，
大家都很莊重，
唱歌走音的歌手即使得獎，
都不會以「我好努力架喇」來掩飾自己的過失，
觀眾都不會以「聽得開心咪得囉」來為抄襲他人的作曲者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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